2016年12月9日下午，香港浸会大学黄旭教授在管院302会议室为我系师生做了消极领导（destructive leadership）的主题报告。谢小云老师主持了本次报告，来自领导力与组织管理学系以及其他学系超过40余位师生参与了本次研讨。
黄旭现任香港浸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及上海市东方学者。他的研究领域为领导力、员工幸福感、情绪、跨文化组织心理以及其他中国组织中的管理问题。他担任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的高级主编以及Human Rel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和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等国际杂志的编委。
在报告的开始，黄旭老师首先带领大家系统回顾了组织管理研究中有关消极领导的研究进展。这些与消极领导相关的研究涵盖了领导辱虐行为（abusive supervision）、自恋（narcissism）、喜怒无常（unpredictability）、权术行为（politicking）和威权领导（authoritarian leadership）几个研究话题。黄旭老师指出，现有的研究对领导辱虐行为和威权领导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索，对领导自恋人格和权术行为的关注较少，而关于领导喜怒无常的研究更是只有零星一两篇。领导喜怒无常与领导权术行为是管理实践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未来的研究需要及时跟进。黄旭老师用通俗生动的方式列举和评述了现有消极领导研究中的出色成果，并向在场师生抛出问题：从这些消极领导的研究中，我们能真正学到什么？他认为，相比验证消极领导的消极后果，探索消极领导潜在的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s）是更加有意义的。而在以上消极领导相关的研究话题中，威权领导是最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
接下来，黄旭老师为在场师生介绍了他参与或主导的三个有关威权领导研究，这三个研究都揭示了威权领导的社会功能性。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威权领导发挥积极作用可能存在的三条路径：其一，威权领导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约束，减少员工的越轨行为（deviancebehavior）。威权领导会通过减少工作中的模糊性以减小员工越轨空间，并且还会使得员工感知到的越轨成本非常大。其二，威权领导具有动机作用，它可能成为员工的良性压力因子，促使员工持续努力，不断提升自我。其三，威权领导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领导，在资源较为贫瘠的情况下它的潜在积极作用能得以显现，因为资源贫瘠时通过提升效率保证生存是尤为重要的。黄旭老师用独特的视角剖析了威权领导的积极作用，给在场师生带来了很多启发。
在问题与回答环节，黄旭老师与在场师生讨论了有关矛盾型领导（paradoxical leadership）和家长式领导（patriarchal Leadership）研究前沿的问题。黄旭老师特别指出，家长式领导作为一个包含威权领导、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的伞型概念（umbrella construct），研究者在关注它时更应该用轮廓（profile）刻画的方式来考察这些维度处于高低不同水平时的组合效应。管理现实中常说的“恩威并重”、“霹雳手段、菩萨心肠”这些现象都可以通过以上方法更好地被描述和研究。
黄旭老师的报告系统地评述了消极领导领域的研究进展，在此之上提出了未来值得关注的问题和具有发展潜力的研究方向，并进一步呈现了这些方面已有的研究进展。他的报告既激发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师生非常具体的启发与思考，也使得所有人对“要做什么样的研究”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文/左玉涵）
